谈本土文化这一类问题有些危险。因为如何界定“本土”，很难说得清楚。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都是西方文化的登陆点，大体上都充斥着仿英、仿俄、仿美、仿日的复制品，从建筑到服装，从电器到观念，都仿出了不洋不土的热闹。即便在乡村里，恐怕也不容易找到高纯度的本土文化样品。我原来插队落户的那个村庄，够偏僻的了。可是不久前我重访旧地的时候，发现那里已有了卡拉ok，有了旱冰场，青年人大多穿上了牛仔裤——这是哪一家的“本土”？

    这当然不是文化现状的全部，在众多的舶来品之外，我们当然还可以找到传统，找到很多华夏文明的遗传迹象。问题在于，这些遗传迹象同样值得我们警惕，稍加辨析，就很可能发现其中不那么“本土”的血缘。我熟悉的农民，他们指示当下时刻的用词，不是“现在”，不是“眼下”，而是可以土得掉渣的“一刹（那）”。略备佛学知识的人都明白，这个方言词其实来自梵文，是从印度舶来的外国话。连他们追溯族源时最常用的开场套语：“自从盘古开天地”云云，也是经不起清查的。盘古是谁？先秦两汉的诸多典籍无一字提到这个人，直到本世纪初，中、日史家们才考证出，盘古尸体化生世界的神话模式是由印度传入中土，于是我们尊奉已久的祖先之神，原来也有外国籍贯。

    这可能让我们有点沮丧，却是国粹派们不得不面对的历史。早在一千多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中国已经与当时称作“西域”的异邦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杂交。宋代以降，繁忙的“海上丝绸之路”又使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东乃至非洲实现了大规模的文化互动。到今天，随着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发达，中国文化又正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现全方位的交汇与融合，常常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这个时候来谈“本土”，岂能不慎？

    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本土”不可谈，或者不必谈。也许，我们没有纯而粹之的本土文化，并不妨碍我们有不那么纯也不那么粹的本土文化，包括这种不纯不粹本身，受制于一方水土的滋养，也与别人的不纯不粹多有异趣。在中国落户的盘古，不会与落户日本的盘古一样。在中国高唱的卡拉ok，与在法国高唱的卡拉ok肯定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至少，在迄今为止的漫长的岁月里，在全球文化大同的神话实现之前，人性与文化的形成，还是与特定的历史源脉、地理位置、政体区划等等条件密切相关的。作家一旦进入现实的体验，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这种文化表现为本土社会、本土人生、本土语言的总和，也表现为本土文化与非本土文化在漫长历史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的成果总和。有些拉美作家用西班牙语写作，有些非洲作家用英语写作，他们尚且带有母土文化的明显胎记，诸多只能使用汉语的中国作家，现在居然畅谈对本土文化的超越，当然还为时太早，也有点自不量力。他们兴致勃勃的“西化”追求或“国际化”追求，总给人一种要在桃树上长出香蕉的感觉。

    但是，除非是作一般化的文化讨论——我偶尔也有这种兴趣——我还是不大喜欢谈“本土”，尤其是在空白稿纸上寻找自己的小说或散文的时候。在我看来，一种健康的写作，是心灵的自然表达，是心中千言万语在稿纸上的流淌和奔腾，无须刻意追求什么文化姿态。一个作品是否“本土”，出于批评者的感受和评价，不宜成为作者预谋的目标。这就像一个人的漂亮，只能由旁人来看，而不能成为本人的机心所在。再漂亮的大美人，一旦有了美的自我预谋、自我操作、自我感觉，就必定作姿作态，甚至挤眉弄眼，把自己的美给砸了。因此，“本土”也好，“时代”也好，“前卫”也好，“元小说”也好，这一类概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都是事后批评的概念，事后研究的概念，而不是创作的概念；是批评者的话，而不是作者的话。倾吐心血的作家关切人类普遍的处境和命运，其文化特征是从血管里自然流出来的。他们没工夫来充当文化贩子，既不需要对自己的本土出产奇货可居，也不需要对他人的本土出产垂涎三尺。把中国写成洋味十足的美国，当然十分可笑；把中国写得土味十足然后给美国看，大概也属心术不正。世界上评估文学的最重要的尺度只有一个，就是好与不好，动人与不动人。离开了这一点来从事本土或非本土文化资料的收集，是各种旅游公司的业务，而不是文学。

    文化的生命取决于创造，不取决于守成。一个有创造力的民族，用不着担心自己的文化传统溃散绝灭，正像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用不着担心自己失去个性。作为一个作家，他或者她完全可以不关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定位问题。对于他或者她来说，刻骨铭心的往事和引人神往的奇想能否燃烧起来，创造力能否战胜自己的愚笨，这样的挑战，已足以使其他的事情都变得不值一谈。

    1996年12月

    *最初发表于1997年《上海文学》杂志，后收入随笔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译成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