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两人睡到中午才起床，吃了午餐，租了一辆suv，开去了列治文。

    她把车停在以前的住处附近，带他去看她家，一栋两层楼的独栋别墅，屋前有一个大草坪，和大多数房屋一样，她以前的家也是纯木质结构。

    “这里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她感叹道，街道、房屋，连路灯都没有任何改动。

    陈景恩接话说：“可以预见，下一个十年还是这样。”

    “说起这个，我倒想起一件事来。十叁岁时，我家搬到了美国，住在d.c附近的城镇，那里的主干道有一个大坑，搬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待了两年，离开的时候那个大坑还在，没人管的。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我想，再过十年，那个坑会不会还在？”她边说边笑。

    陈景恩跟着笑起来：“纽约市也是这样，差不多的情况。”

    “这种事要是发生在海山，最多叁个月，市长就得下台了。”

    “去看看你以前的家吧。”他说着，拖过她的手，拉着她朝前走去。

    她有些慌张，另一只手覆在他手背，阻止他上前：“别去，在这里看看就好了。”

    他停了下来，疑惑地问：“你不想和老邻居打招呼吗？”

    “我已经离开这里十几年了，还是别去了，我怕他们不记得我，或者我再也不记得他们了，万一知道邻居中有人离世，我会更受不了的。就这样吧，让他们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那么鲜活，永远不会褪色。”

    当年，邻居家有只黑色的拉布拉多，她很喜欢那只狗狗，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半个玩伴，她离开加拿大时它已经四岁了，不敢相信，如果知道那只狗狗不在了，她会不会崩溃。

    不去问，不去想，它就永远停留在四岁那年，毛发油亮、精力旺盛、到处顽皮的年纪，它在她记忆深处，很安全，很安全。

    那些难忘的瞬间，就让它们永远尘封吧，沉在心灵的港湾里，偶尔想起，还会泛起浪花，会觉得美丽依旧。

    别去打破这分平静，那是属于她的美好世界。

    他似乎理解了她的想法，淡淡地应了一声：“好。”

    接着，他们开车去了渔人码头。

    渔人码头又名史提夫斯顿渔村，几十年前是温哥华渔产品加工的重镇，现在成一个着名的旅游景点。

    走过一块写着“fisherman's

    wharf”的牌匾，踏上一条木头拼接的路，他们来到了搭在海边、悬空于水面的渔人码头。

    码头上，到处是写生的人群，或坐或站，用绚烂的油画描绘着靓丽的海景。

    波涛起伏、海鸥啾鸣，小商贩的贩卖声夹杂在淡淡的海水味中飘来，别有一番意境。

    最多的是渔船上的商贩了，售卖各种五花八门、令人垂涎的海鲜。

    他们买了四分之一条叁文鱼，嘱咐鱼贩把它切成块状。付了钱，接过鱼，杜蓓琪拿起一块就往嘴里放，还塞了一块给陈景恩。

    吃完鱼，他们选了一家小馆，坐在里面喝咖啡。

    喝完咖啡，两人靠在码头的栏杆上，欣赏着这里的日落。

    零度左右的气温，寒意料峭，陈景恩还是那样，一件体恤加外套，杜蓓琪穿了两件毛衣和一件大衣才勉强暖和。

    她搓着手，跺着脚，呼出一团又一团的白气，快冻成冰棍了，看到一旁的陈景恩，像朵夏日里的向日葵，活力四射，没有丝毫受冻的迹象。

    人和人的差距可真大呀，杜蓓琪再一次感叹。

    残阳的余晖散开，染红了流云，像是枫叶的色彩，橙红交错，模糊了海天的界线。

    最后一缕霞光消失在地平面，周遭黯淡了下来，只剩路灯微弱的光亮，一跳一跳地闪动着。

    “回去了？”陈景恩走过来，揽住了她的肩，在她唇边轻轻印上一吻。

    他的眼映着灯光，显得有些特别，似有宇宙的微波在一圈一圈播散，圈住了她这颗小小的星辰，把她禁锢在了属于他的一方天地中。

    “嗯。”她搂过他的颈，和他相视而笑。

    她的长发缠上他的颈脖，和他的发绞绕在一起，在风中舞动，不分彼此，像两只互相勾绕的手，紧紧交握在一起。

    好喜欢，温哥华；

    好喜欢，列治文；

    好喜欢，渔人码头；

    好喜欢，这一刻的温情；

    也喜欢，那个人，为他心动不已。

    不敢告诉他，她那些涩涩的、不为人知的心事，捂在心里、藏在脑中，只有、只有她自己知道。

    开车回酒店途中，她问他：“你想去煤气镇吗？”

    煤气镇算是温哥华最着名的景点之一了，几乎是游人必打卡的地方，中心是一条石子铺成的长街，沿街有酒吧、美食、古董店、艺术长廊等众多店铺，很具十九世纪风情。

    他没太多想法，直言道：“我是第一次来列治文，但以前去过煤气镇，你呢，想去吗？”

    “小时候经常去煤气镇玩，我记得市中心有一口会喷气的钟，第一次见到的时候特别兴奋，尖叫了好久。”

    他对她说的小时候的事倒有些兴趣：“你小时候还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说来听听。”

    “说起来，还真有不少。我记得呀，小时候家附近的菜市场，里面卖菜的大部分是华人。有一次我去买东西，和一个老奶奶讲英文，讲了好久她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后她说了一句广东话，我也接了一句，老奶奶抱怨说我明明会讲广东话，装什么鬼妹。”

    “有一次，邻居带着我和我哥，去一个很大的湖里抓蟹，就在温哥华。抓了好多，我拿了一把尺子量长度，把小于一定尺寸的蟹放回湖里，当时觉得好有意思啊，但是现在，我连那个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杜蓓琪和陈景恩愉快地聊着天，很快返回了酒店，两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明天一早出发去贾斯珀国家公园。

    第二天，两人起了个大早。

    本来说好一人开一段，但除了中途停车吃饭之外，陈景恩也没说需要休息，一个人开完了八小时的路程。

    昨晚在列治文住宿时，陈景恩就定好了贾斯珀的酒店，他们很快开进了公园，往酒店驶去。

    进公园前一小时，就已经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雪山了，仿佛在一瞬间从地平线上钻了出来，一座接一座，巍峨雄壮，皑皑而立，宛如一把把冰封之剑，插入了天际。

    空中飘着鹅毛大雪，覆盖着积雪的针叶植物汇成了一片玉树琼枝，洁白无暇，美得像圣殿一般。

    他们的车如同一只小小的甲虫，缓缓爬过银白的世界，留下了浅浅的车痕，印记很快淹没在了大雪中。

    一进入国家公园，杜蓓琪就激动起来，双手乱舞着，大喊“太美了”。

    他疑惑地问：“你在列治文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来过这里吗？”

    “没有。我爸常年经商，太忙了，很少带我们出去玩；妈妈的英文不好，不爱和老外打交道，也不喜欢旅游；那时候我和哥哥年纪太小，关系到家长监护的问题，不能单独出门。所以呀，即使住了那么多年，我从没来过贾斯珀。”

    他笑着说：“现在来也是一样，至少，给了我一个陪美女的机会。”

    杜蓓琪的手撑在下颌，乐呵呵地看着他说：“你说你这张嘴怎么这么甜呢？这么会安慰人？”

    陈景恩单手握在方向盘上，转头和她对视：“我的嘴你不是早吃过了么？应该知道甜不甜吧。”

    “你”见他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她计无所出，被他撩拨得血脉贲张，有点担心自己会不会得脑溢血。更离谱的是，她竟然真地回味起了他嘴里的味道，似乎是甜的，有股甘泉的气息。

    在想什么呀？她觉得自己越来越离谱了，马上转移了话题：“对了，你有没有收到提醒报税的邮件？”

    他答道：“我的工作邮件是秘书过滤后给我的，我从没见过报税的邮件，应该是他们帮我处理了。”

    “你可真幸福。我每次都是自己报税，刚刚我收到了去年的报税通知，四月份截止。”她唠唠叨叨，开始说起了烦心事：“每年到了一月份，美国催我报税；到了七月份，澳洲催我报税，搞得我头好痛。”

    “这就是双国籍不好的地方。不过，换个角度想，你同时享受两个国家的福利，退休时有两个国家给你发退休金，不好吗？”

    “话是不错，我就是觉得报税特别麻烦。”每次要填一大堆电子表格，都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迷迷糊糊就交上去了。

    见她愁眉苦脸的模样，他想让她轻松一些，提议道：“如果你需要人帮忙报税的话，我可以介绍我的会计给你。”

    “不用了，你请的那些人多贵呀，我肯定是请不起的。我不明白，我就是一个穷学生，报什么税啊，像你们这些大资本家，才需要好好查一查，多半在背地里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他轻言提醒：“蓓，小心说话，我保留控告你的权利。”

    杜蓓琪理直气壮地回应：“怎么了，我没说错吧？有钱人难道不会偷税漏税？”

    “杜鹏飞会吗？”简短的几个字，反将了她一军。

    “啊？”她愣住，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终于知道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他轻笑，指头在方向盘上敲打：“irs（美国国税局）每年都查我，如果真干了什么违法的事，irs早发现了不是吗？”

    美国的irs，澳洲的ato（澳洲国税局），每次看到他们发的电子邮件，杜蓓琪都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ato还好，比较人性化，很讲道理。她的一位澳洲朋友曾经因为对税款有疑问，打电话给他们，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竟然省了几千澳币的税。

    而irs呢，一句话形容：阎王要你叁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

    和irs打交道以后，她明白了一个道理：最好不要被irs盯上，更不要被他们怀疑，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美国，税收和人命一样重要，在某些时候，甚至比人命更重要。

    在海山时，经常听朋友抱怨税收太高，她总劝他们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去西方国家试试，就知道什么叫“苛政猛于虎”了。年轻、单身、高收入的人群，要缴纳近乎一半的年薪当做税收，用吃人不吐骨头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

    指头绞着发尾，绕成了一个圈，勒紧又松开，她点头：“好像是这么回事哦。”

    “我手下的投行，请了整个会计师事务所的人来工作，他们主要负责梳理账目，如果非要取一个名字的话，应该说是‘合理避税’，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听他说得头头是道，她心有不甘地问：“那你呢？私人来说，你是不是每年一分钱的税都不用缴？”虽然他不会收到报税邮件，但会计帮他报完税，一定会通知他最后结果，他肯定知道上了多少税。

    他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你觉得呢？”

    “我感觉，你上的税应该比我还少。”这不是她胡说，从朋友口中，还有新闻中听过，越有钱的人上的税越少，他们背后有整个会计师团队运作，帮助设计如何“合理避税”。

    她虽然是个学生，也需要申报海外收入，光凭学生那点奖学金，够不上交税的低限。但她在美国有股票收入，偶尔炒一下外汇，在海山时，还去当一下会议翻译什么的，杂七杂八加起来，每年的收入不算少，要缴不少税。

    陈景恩抿着嘴，但笑不语。

    她单手叉腰，忿忿不平地说：“这个世界真不公平，你们每年赚那么多钱，却一分钱不用缴，像我这样穷得响叮当的学生，每年还要上那么多的税，真是黑白颠倒了。”

    他迅速反驳道：“你不想想，我给美国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解决了多少人的生计，你呢？为国家做了什么？”

    “我、我”咦，他说得不错哦，她卡壳了，忽然意识到，他的嘴不光甜，还厉害得不得了。

    “如果你不想被剥削，现在就努力，变得杰出，变得强大，变成制定规则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把你不喜欢的东西踩在脚下。你要记住，这个世界讲关系、讲实力，但从来不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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